风靡海内外的《夏济安日记》（１９４６年１～９月）虽然篇幅上和吴宓的十大本日记相去甚远，但读来却每每为二人极其相似的挣扎而喟叹。钱钟书曾评价吴宓“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乱’的悲剧主角；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李洪岩《近代学人与钱钟书》，第５４页，
他们是那样的相似：同是西洋文学专业出身，都曾在西南联大执教，都在日记中反复构思自己的小说，或不时地感慨雪莱的爱情。他们对宗教都有浓厚的兴趣，在日记里大谈基督教或圣经，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次日便去拜访僧人，或诵读佛经。
他们都在书山中觅求现实的小径，又在现实中构建书山的风景。
二人都在叙述中多次提到了马修・阿诺德，都意识到自己和他的相似。他们三人都经受着情与理、浪漫与古典的冲撞所带来的痛苦。吴宓迎上前去，并以其自况为荣，在诗中称“我是东方安诺德”，?《吴宓诗集》第２９６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并将其列为自己追慕的三大西方诗人之一；?同上，卷首?夏济安则在极力躲避，说“Ａｒｎｏｌｄ半吊子式的生活，我不赞成”，而后又承认自己和他之间有“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夏济安日记》第１４０、１６０页）他们笔下的阿诺德是两副面孔：一个光明，一个黑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ｏｎ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ａ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Ｗｅ ｍｕｓｔ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ｒｃｈｙ）
文化有一种巨大的激情，美好与光明的激情……我们必须为了美好和光明而努力。（《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马修・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批评家。３８岁之前，他是一位诗人，之后便转向文学和文化批评。吴宓对阿诺德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冲突分析的颇为精辟：“安诺德深罹忧患而坚抱悲观，然生平奉行古学派之旨训，以自暴其郁愁为耻，故为文时深自敛抑，含蓄不露。所作者光明俊爽，多怡悦自得之意，无激切悲伤之音。惟作诗时，则情不自制，忧思牢愁，倾泻以出。”（“论安诺德之诗”《吴宓诗集》卷末，中华书局１９３５年版）吴宓虽然意识到阿诺德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悲观的诗人之一，但他更看中的是其在诗论、文论中对诗人和诗歌的定位，“诗人乃由痛苦之经验中取得智慧者”，“诗中之意旨材料，必须以理智鉴别而归于中正”。（《吴宓诗集》卷首）从学缘上说，吴宓所服膺的新人文主义继承了阿诺德批评中理性精神的方面，在理论上消弭了阿诺德精神结构中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虽然早年阿诺德所经历的浪漫与古典的撞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吴宓的折磨，但吴更愿意只看到阿诺德理性智慧的光明一面，把他视为新人文主义先驱，自己的榜样。
１９２６年《学衡》内外交困，寸步难行，吴宓夜不成寐，恐自己遭受打击后堕入浪漫派之流，而有负于最初的志业，“而宓等之本志，则欲效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之正大光明，平和刚健，为世人之导师，因势利导，顺水行舟。今后境遇如斯，志业全挫，岂不辜负初心也哉?”（《吴宓日记》Ⅲ，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６日，第２５２页）１９２７年《学衡》停刊一年，１９２８年又艰难上路。吴宓读Ｓｔｕａｒｔ Ｐ．Ｓｈｅｒｍａｎ的“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Ｈｏｗ ｔｏ Ｋｎｏｗ Ｈｉｍ”，以了解安诺德明道之步骤，救世之方术，并和《论语》参证。（《吴宓日记》Ⅳ，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４日，第７６页）
他心中始终闪耀着马修・阿诺德的光明。
１９３１年游历欧洲，至歌德故居后，他发挥诗人的想象，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Ｇｏｅｔｈｅ死于Ｍａｒｃｈ １２ｔｈ，１８３２之晨。相传Ｇｏｅｔｈｅ见日光从窗口射入，喃喃云‘Ｍｃｈｅ Ｌｉｃｈｔ’（更多光明）遂殁，此为其临终之语。此语或仅指日光?因室中确甚黑黯?，然亦可释为Ｇｏｅｔｈｅ注重理智，即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 ＆ Ｌｉｇｈｔ’之意。”（《吴宓日记》Ｖ，１９３１年７月２０日，第４１１页）１９４０年夏天，西南联大的学子赵瑞蕻毕业之际，请老师吴宓题字留念，吴宓用红墨水的钢笔写了几段阿诺德所作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里的名言：“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ｉ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ｏｏｋ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ｔｅｓ ｈａｔｒ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ｏｎ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ａ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Ｗｅ ｍｕｓｔ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第６８页，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吴宓在日记、课堂的讲义、为学生的题辞中都在竭力书写阿诺德的光明与新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把他视为自己追慕的榜样，在沉溺于浪漫主义酿造的苦海时能拉自己一把的人；而夏济安则在不停地玩味阿诺德的悲观，忧郁与黑暗。他的眼睛似乎总在寻找灯火阑珊的地方，他不停地阅读阿诺德，可搜罗出来的却总是最绝望的诗句。他甚至在《红楼梦》的扉页题写阿诺德的诗句：“Ｔｈｅ ｓｕｆｆｅｒｅｒｓ ｄｉｅｄ，ｔｈｅｙ ｌｅｆ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ｉｎ――Ｔｈｅ ｐａ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ｏｒｔｕｒｅｄ ｔｈｅｍ ｒｅｍａｉｎ”（受苦的人死了，遗下他们的痛苦――折磨他们的痛苦依然存在）１９４６年（尤其７月到９月间），他读了大量阿诺德的著作及其相关的资料，并反复琢磨自己在爱情上的抉择。阿诺德成了他和友人聊天的话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阿诺德没有勇气将真爱坚持到底，尽管后来还能保持心境的平静却不知快乐为何物，从来不对自己服膺的真理表示忠诚。有趣的是，他们也提到了光明（ｌｉｇｈｔ）：“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阳光，最多只有苍白的月色而已。”在给朋友的信中，夏济安一定也在念叨着阿诺德。钱学熙给他的回信告诫：“人生之路，只有努力，脚下软不得，亦不可姑且求其次，不然便随波逐流，不可收拾，所以Ａｒｎｏｌｄ?亚诺得?决不可学，非追求理想，直到永远不可也。”（《夏济安日记》，第１４７、９、１４８页）
对于阿诺德的诗作，夏济安认为，Ｅｍｐｅｄｏｃｌｅｓ ｏｎ Ｅｔｎａ《恩培多克勒斯在埃特纳火山》是最重要的一首。（《夏济安日记》，第１５０页）日记中没有详尽解释，但回想一下这首诗微妙的发表过程，便可以看出阿诺德的矛盾以及夏济安与之产生的共鸣。《恩培多克勒斯在埃特纳火山》（１８５２）是阿诺德最长的一首诗，由于诗中有太多“悲观”、“怀疑”“心灵与自我的对话”等“现代”成分，而在１８５３年出版时未被阿诺德收入诗集。（Ｌｉｏｎｅｌ Ｔｒｉｌｌｉｎｇ，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 ｐ．１２９，ｐ．１３７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阿诺德主张诗人应该创作能给读者带来极大愉悦、并使其振奋的诗歌，而这首诗中的古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斯有太多精神上的迷惘与苦闷。他在１８５３年的《诗集・序》中还批评了忧郁颓靡的“现代诗”，认为这些作品中“精神上的痛苦永无休止，无法通过事变、希望、反抗来缓解；一切只能忍受，终将一事无成。”?同上ｐ．１３７）这段批评现代诗的话不仅道出了他笔下的恩培多克勒斯的状态，而且也是夏济安当年困境的写照。时隔１４年后，也就是１８６７年，在勃朗宁的催促下，这首诗才重见天日；（同上ｐ．２６６）恩培多克勒斯的心智与感情分离：“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是一簇吞没一切的思想烈焰，――／只是一个赤裸裸、永不安宁的心灵！”思想的烈焰追求永无止境的高远，而违背了自我情感的真实，最终拒绝接受自我的局限，他纵身跃入埃特纳火山。
阿诺德之所以不愿发表这首诗，就是因为他内心体验到的黑暗、忧郁无法和自己所宣扬的光明和美好合拍，这首诗也许正预示了他最终会放弃诗歌写作而转向文化批评。夏济安一眼就捕捉到了阿诺德的黑暗，恩培多克勒斯的影子在他脑海挥之不去。生日那天，苦闷无法释怀，Ｅｍｐｅｄｏｃｌｅｓ又闪现出来：“真的不想活了，学Ｅｍｐｅｄｏｃｌｅｓ的向火山口一跳，倒也简单。”他发现阿诺德“自己就不敢学Ｅｍｐｅｄｏｃｌｅｓ跳火山”，而最终又觉得“他不满意他的时代，其实就是不满意人生的表现而已，即使叫他生在希腊，他仍是个Ｅｍｐｅｄｏｃｌｅｓ”。（《夏济安日记》第１５７、１５０、１７２页）
许多年后，夏济安以鲁迅作品中的“背着因袭的重负，肩住黑暗的闸门”为据，而发现了鲁迅作品中的黑暗面。在那篇著名的论文《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中，他写道：“鲁迅的黑暗的闸门的重量，有两个来源：一是传统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一是作者本身不安的心灵。”（《夏济安选集》，第２１页，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读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 Ｅｍｐｅｄｏｃｌｅｓ ｏｎ Ｅｔｎａ中的名句“只是一个赤裸裸、永不安宁的心灵！”也许只有不安的心灵才能敏感地察觉他人的不安，正如夏济安洞悉了鲁迅和阿诺德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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